演講紀錄【胡慕情老師】｜ 真相與敘事：非虛構寫作的界線拿捏
主講人∣ 胡慕情老師
講題∣ 真相與敘事：非虛構寫作的界線拿捏
主持人∣ 黃宗潔老師
日期∣ 2025.04.02
地點∣ google meet 線上講座
【演講紀錄∣陳有志】
胡慕情老師是臺灣重要的非虛構寫作者與媒體人，曾任《臺灣立報》、公共電視《我們的島》文字記者以及《端傳媒》特約記者，並長年關注環境、人權與社會案件。近年出版的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以一宗震撼社會的女性殺人案件為核心，試圖描繪兇手林于如的行為與生命跡線。書中融合採訪、判決書、精神鑑定報告與書信等多重素材，不只重建案情，也以複調的、多方的形式與視角，嘗試理解林于如「為何成為」又是「如何成為」世人所稱的「驚世媳婦」，成為臺灣社會無數默默承受壓力與傷害的女性縮影。
在本次的演講——「真相與敘事：非虛構寫作的界線拿捏」演講中，胡慕情老師帶領聽者深入非虛構寫作的核心困境，也就是——在追求真相的路上，書寫者該如何拿捏敘事的界線？進而從自身報導與創作經驗出發，詳細說明在面對重大社會案件、複雜人性以及無解的現實時，一個寫作者所可能承受到的倫理重量與敘事焦慮。
演講一開始，胡慕情老師首先提到自己2014年參與「樂生療養院」在捷運站舉行的抗議活動，雖然抗議當天同時發生了「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」，抗議者卻仍未停止陳情，依舊安靜迅速地於捷運迴龍站集結，走入車廂等待上車的人們看到自己的訴求。在抗議過程中，她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乘客好奇地探問，而大多在滑手機、睡覺或聊天。當警察前來以「妨礙動線」為由驅趕抗議者時，他們也仍無動於衷，沒有人願意給予關注，更不用說是給予支持。
胡慕情老師坦言，見證民眾漠視與政府一直以來的粗暴驅離，讓她生發了非常深層的「恨意」，並發現「暴力」之所以會發生似乎正是來自於絕對的「走投無路」，是來自於各方相互的「無法理解」，而讓人不禁懷疑「溝通」到底有沒有可能，至於「暴力」又是否真能夠被徹底遏止？直到出現一位接過了內容複雜的「樂生戰鬥手冊」，並以無批判的眼光安靜聽完抗議訴求的小男孩，才讓她繼續相信這個世界還潛藏著理解的潛力。
接著，胡慕情老師談及了自己一直都在關注且持續想要書寫的「鄭捷殺人案」，也正是「樂生療養院」抗議當天發生的「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」。她認為，我們從來都沒有認識過鄭捷，就算媒體已經播放了一週，但我們始終是以非常快速卻也非常隔離的方式接近他，故仍舊不認識也無法真正理解他，更也將對「下一個」鄭捷的出現感到惶惶不安。而「調查報導」這一看似繞遠路的方式卻能先暫時撕下他身上的標籤，能探尋其犯罪背後的結構性問題，並更全面地捕捉他到底為何會成為殺人犯，甚至發現他可能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人。
之後，胡慕情老師也帶聽者了解幾宗她曾經關注、調查，或書寫過的重大社會案件，如：「湯姆熊殺童案」、「洪仲丘案」、「內湖殺童案」、「華山分屍案」，以及「日月明功案」等，並指出此些社會案件的發生，其實皆隱然與當時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背景有關。當明白時代背景的脈動始終牽連著社會與家庭，甚而形塑個人的價值體系與邏輯判斷，便可預見任何的犯罪都不會單純且獨立地存在，槍斃一名犯罪者也無法徹底根除悲劇的發生。
談到今日演講的主軸「報導書寫」時，胡慕情老師認為首先應當學習「挪移自己的邊界」，學習去理解加害者，但這漾的挪移也有可能對被害者造成壓力，更可能為自己的寫作帶來危險。儘管自己只是想建立對話的空間，並試圖建構相對完整的真相，可也有很高的機率碰上「被封鎖」的情形。而後談到「報導倫理」，胡慕情老師認為故事是「受訪者的切片」，其公開的後座力並不是由書寫的人承擔，至於一篇報導是否只是在消費他人的痛苦、是否能夠引起共鳴、是否具有公共性、是否值得書寫，又是否能夠創造討論，則皆與書寫者「我」密切相關。
胡慕情老師說自己始終期待個案能夠被「立體」地處理，而不願流於界線分明的二元對立，同時不斷在思考社會案件究竟存不存在「真相」？現實是否有完全的「真實」？又所謂的「完全」又是什麼意思？並坦言自己目前沒有任何的答案，或應當說沒有「完全肯定」的答案，在書寫過後這些疑惑則都將成為拋給讀者的挑戰。
討論最後聚焦回針對「林于如」的採訪報導與寫作，胡慕情老師先是提到在這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。第一是「採訪的挫敗」，當時是疫情期間，又死刑犯大多會被限制通訊，因此採訪的成果非常有限，又受訪者還持續向她索要金錢，甚至提出「假結婚」的要求，而讓她感到非常不舒服，並與種種的困頓、迷惘，總和為巨大的無力。第二是「資料的串連」，為了翻轉讀者假定的「故事」，且不想使其被「類型化」，以幫助社會大眾進行更深層的思考，胡慕情老師嘗試融入田野與自傳資料，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她「自己」，包括個人境遇與家族歷史，以進行更有層次的自我揭露，並捕捉「林于如」象徵監獄以及臺灣所有女性的複雜性。然而這樣嘗試卻也讓她懷疑究竟是出於「必要」還是「想要」？當讀者原本預期主角是「林于如」，卻於書中發現這麼多「作者的碎念」，是否也將造成閱讀的障礙或更多的不理解？
在演講的最後，胡慕情老師感嘆自己從事記者工作二十年來的副作用就是「做惡夢」，其原因則是來自於「對人的關懷」，自己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地有耐心，也經常不解怎麼會有人喜歡寫作。每當必須硬著頭皮去向被害者家屬說明各式緣由，或得尖銳地去回應各式疑惑時，也總會面對到許多的壓力。但信任往往都必須生長在「尖銳的誠實」之上，故只能與受訪者一同誠實地面對自己的「不能面對」以及自己的「想要」，並同時提醒身為採訪者的自己要時刻「調整界線」。為了盡可能讓報導貼近真實，同時也要盡可能地坦承侷限，才能讓我們更加有機會拓展邊界，解放潛藏於同一的浪潮底下的困惑，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轟動社會的犯罪背後的結構問題。
【演講紀錄∣王文郁】
胡慕情開門見山道出自己踏入非虛構書寫的契機：「田野不會等我」，這句話促使她離開原本的記者工作。從環境議題到社會議題的轉向，關鍵點是北捷隨機殺人事件，那是個讓她無法選擇不去直視的事件，也是她開始思考「暴力從何而來」的交會點。當樂生療養院抗爭與北捷隨機殺人案在她的思考中交會，胡慕情開始意識到結構與個人之間的張力。而暴力，往往不是單一動機的結果，是現實中進退無路的表現。
她指出，社會事件的書寫不僅是紀實，更是一種時代觀測。從宏觀結構回望個案，能否呈現事件的時間脈絡與公共性，成為她反覆思索的課題。在樂生抗爭、北捷案、曾文欽殺人案、華山分屍案等事件中，社會總渴求「真相」，但她與當時伴侶間的意見分歧，引發其更深入的自我探問：社會案件真的有所謂的真相嗎？若我們追求「全知視角」，就永遠無法真正靠近鄭捷這樣的故事。
於是，她轉向非虛構文學的典範——從1985年《人間》雜誌建立的歷史與族群關懷，到卡波堤《冷血》中刻畫出「有厚度的人」的嘗試，開始摸索自己能否創造類似作品。
寫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時，她參考傅柯《我，里維耶，殺害了我的母親、妹妹和弟弟》，同時融入自身生命經驗。她坦言，這並非為了療癒或和解，而是因為「修復需要詮釋，而詮釋需要知識與能力」，這往往是上一代給不了的。因此，她必須先與自己的家族達成某種理解，才能動筆。書寫時，她刻意保持距離，不冒犯讀者情緒，過度暴露容易造成驚嚇，反而削弱真誠的力量。
演講最後的問談時間，胡慕情談起寫作實踐：只預設開頭與結尾的畫面，其餘隨素材調整。她會朗讀自己的文字，確保它有節奏、有聲音。寫作時不假設讀者喜好，而是判斷「讀者應該看到什麼」。為減輕對受訪者的傷害，她延長訪談時間、消化情緒，投入大量閱讀，建立假說後才接觸當事人。她不覺得自己的報導能平衡什麼，但希望被書寫的人能對自己負責。
講題∣ 真相與敘事：非虛構寫作的界線拿捏
主持人∣ 黃宗潔老師
日期∣ 2025.04.02
地點∣ google meet 線上講座
【演講紀錄∣陳有志】
胡慕情老師是臺灣重要的非虛構寫作者與媒體人，曾任《臺灣立報》、公共電視《我們的島》文字記者以及《端傳媒》特約記者，並長年關注環境、人權與社會案件。近年出版的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以一宗震撼社會的女性殺人案件為核心，試圖描繪兇手林于如的行為與生命跡線。書中融合採訪、判決書、精神鑑定報告與書信等多重素材，不只重建案情，也以複調的、多方的形式與視角，嘗試理解林于如「為何成為」又是「如何成為」世人所稱的「驚世媳婦」，成為臺灣社會無數默默承受壓力與傷害的女性縮影。
在本次的演講——「真相與敘事：非虛構寫作的界線拿捏」演講中，胡慕情老師帶領聽者深入非虛構寫作的核心困境，也就是——在追求真相的路上，書寫者該如何拿捏敘事的界線？進而從自身報導與創作經驗出發，詳細說明在面對重大社會案件、複雜人性以及無解的現實時，一個寫作者所可能承受到的倫理重量與敘事焦慮。
演講一開始，胡慕情老師首先提到自己2014年參與「樂生療養院」在捷運站舉行的抗議活動，雖然抗議當天同時發生了「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」，抗議者卻仍未停止陳情，依舊安靜迅速地於捷運迴龍站集結，走入車廂等待上車的人們看到自己的訴求。在抗議過程中，她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乘客好奇地探問，而大多在滑手機、睡覺或聊天。當警察前來以「妨礙動線」為由驅趕抗議者時，他們也仍無動於衷，沒有人願意給予關注，更不用說是給予支持。
胡慕情老師坦言，見證民眾漠視與政府一直以來的粗暴驅離，讓她生發了非常深層的「恨意」，並發現「暴力」之所以會發生似乎正是來自於絕對的「走投無路」，是來自於各方相互的「無法理解」，而讓人不禁懷疑「溝通」到底有沒有可能，至於「暴力」又是否真能夠被徹底遏止？直到出現一位接過了內容複雜的「樂生戰鬥手冊」，並以無批判的眼光安靜聽完抗議訴求的小男孩，才讓她繼續相信這個世界還潛藏著理解的潛力。
接著，胡慕情老師談及了自己一直都在關注且持續想要書寫的「鄭捷殺人案」，也正是「樂生療養院」抗議當天發生的「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」。她認為，我們從來都沒有認識過鄭捷，就算媒體已經播放了一週，但我們始終是以非常快速卻也非常隔離的方式接近他，故仍舊不認識也無法真正理解他，更也將對「下一個」鄭捷的出現感到惶惶不安。而「調查報導」這一看似繞遠路的方式卻能先暫時撕下他身上的標籤，能探尋其犯罪背後的結構性問題，並更全面地捕捉他到底為何會成為殺人犯，甚至發現他可能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人。
之後，胡慕情老師也帶聽者了解幾宗她曾經關注、調查，或書寫過的重大社會案件，如：「湯姆熊殺童案」、「洪仲丘案」、「內湖殺童案」、「華山分屍案」，以及「日月明功案」等，並指出此些社會案件的發生，其實皆隱然與當時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背景有關。當明白時代背景的脈動始終牽連著社會與家庭，甚而形塑個人的價值體系與邏輯判斷，便可預見任何的犯罪都不會單純且獨立地存在，槍斃一名犯罪者也無法徹底根除悲劇的發生。
談到今日演講的主軸「報導書寫」時，胡慕情老師認為首先應當學習「挪移自己的邊界」，學習去理解加害者，但這漾的挪移也有可能對被害者造成壓力，更可能為自己的寫作帶來危險。儘管自己只是想建立對話的空間，並試圖建構相對完整的真相，可也有很高的機率碰上「被封鎖」的情形。而後談到「報導倫理」，胡慕情老師認為故事是「受訪者的切片」，其公開的後座力並不是由書寫的人承擔，至於一篇報導是否只是在消費他人的痛苦、是否能夠引起共鳴、是否具有公共性、是否值得書寫，又是否能夠創造討論，則皆與書寫者「我」密切相關。
胡慕情老師說自己始終期待個案能夠被「立體」地處理，而不願流於界線分明的二元對立，同時不斷在思考社會案件究竟存不存在「真相」？現實是否有完全的「真實」？又所謂的「完全」又是什麼意思？並坦言自己目前沒有任何的答案，或應當說沒有「完全肯定」的答案，在書寫過後這些疑惑則都將成為拋給讀者的挑戰。
討論最後聚焦回針對「林于如」的採訪報導與寫作，胡慕情老師先是提到在這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。第一是「採訪的挫敗」，當時是疫情期間，又死刑犯大多會被限制通訊，因此採訪的成果非常有限，又受訪者還持續向她索要金錢，甚至提出「假結婚」的要求，而讓她感到非常不舒服，並與種種的困頓、迷惘，總和為巨大的無力。第二是「資料的串連」，為了翻轉讀者假定的「故事」，且不想使其被「類型化」，以幫助社會大眾進行更深層的思考，胡慕情老師嘗試融入田野與自傳資料，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她「自己」，包括個人境遇與家族歷史，以進行更有層次的自我揭露，並捕捉「林于如」象徵監獄以及臺灣所有女性的複雜性。然而這樣嘗試卻也讓她懷疑究竟是出於「必要」還是「想要」？當讀者原本預期主角是「林于如」，卻於書中發現這麼多「作者的碎念」，是否也將造成閱讀的障礙或更多的不理解？
在演講的最後，胡慕情老師感嘆自己從事記者工作二十年來的副作用就是「做惡夢」，其原因則是來自於「對人的關懷」，自己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地有耐心，也經常不解怎麼會有人喜歡寫作。每當必須硬著頭皮去向被害者家屬說明各式緣由，或得尖銳地去回應各式疑惑時，也總會面對到許多的壓力。但信任往往都必須生長在「尖銳的誠實」之上，故只能與受訪者一同誠實地面對自己的「不能面對」以及自己的「想要」，並同時提醒身為採訪者的自己要時刻「調整界線」。為了盡可能讓報導貼近真實，同時也要盡可能地坦承侷限，才能讓我們更加有機會拓展邊界，解放潛藏於同一的浪潮底下的困惑，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轟動社會的犯罪背後的結構問題。
【演講紀錄∣王文郁】
胡慕情開門見山道出自己踏入非虛構書寫的契機：「田野不會等我」，這句話促使她離開原本的記者工作。從環境議題到社會議題的轉向，關鍵點是北捷隨機殺人事件，那是個讓她無法選擇不去直視的事件，也是她開始思考「暴力從何而來」的交會點。當樂生療養院抗爭與北捷隨機殺人案在她的思考中交會，胡慕情開始意識到結構與個人之間的張力。而暴力，往往不是單一動機的結果，是現實中進退無路的表現。
她指出，社會事件的書寫不僅是紀實，更是一種時代觀測。從宏觀結構回望個案，能否呈現事件的時間脈絡與公共性，成為她反覆思索的課題。在樂生抗爭、北捷案、曾文欽殺人案、華山分屍案等事件中，社會總渴求「真相」，但她與當時伴侶間的意見分歧，引發其更深入的自我探問：社會案件真的有所謂的真相嗎？若我們追求「全知視角」，就永遠無法真正靠近鄭捷這樣的故事。
於是，她轉向非虛構文學的典範——從1985年《人間》雜誌建立的歷史與族群關懷，到卡波堤《冷血》中刻畫出「有厚度的人」的嘗試，開始摸索自己能否創造類似作品。
寫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》時，她參考傅柯《我，里維耶，殺害了我的母親、妹妹和弟弟》，同時融入自身生命經驗。她坦言，這並非為了療癒或和解，而是因為「修復需要詮釋，而詮釋需要知識與能力」，這往往是上一代給不了的。因此，她必須先與自己的家族達成某種理解，才能動筆。書寫時，她刻意保持距離，不冒犯讀者情緒，過度暴露容易造成驚嚇，反而削弱真誠的力量。
演講最後的問談時間，胡慕情談起寫作實踐：只預設開頭與結尾的畫面，其餘隨素材調整。她會朗讀自己的文字，確保它有節奏、有聲音。寫作時不假設讀者喜好，而是判斷「讀者應該看到什麼」。為減輕對受訪者的傷害，她延長訪談時間、消化情緒，投入大量閱讀，建立假說後才接觸當事人。她不覺得自己的報導能平衡什麼，但希望被書寫的人能對自己負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