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講人∣ 田村容子老師
講題∣ 越軌與行動：重思《金瓶梅》中的貞節與慾望之流變
主持人∣ 金儒農老師
日期∣ 2026.3.27
地點∣ 東華大學元謹講堂（人社三館B106）


【演講紀錄∣劉柏萩】

日本學者田村容子，自從疫情後便沒來過台灣，時隔六、七年再次來到台灣，她表示自己的中文可能不太熟練，要我們多多包涵。

講者首先介紹了金瓶梅的背景，金瓶梅可以說是最早具有近代文學特徵的作品，作者蘭陵笑笑生至今不可考，不過可以推測是有知識水平的男性，內容主要以西門慶的官場之路為主軸，圍繞其身邊的人物多為女性，詳細描寫服飾、飲食、節慶、建築與贈答文化，當然性愛描寫也是日常的一環。

金瓶梅的故事內容是從水滸傳裡「武松打虎」的橋段延伸出去，不過還是有文本轉化的部分，在水滸傳中武松把西門慶與潘金蓮都殺死了，反而在金瓶梅當中，武松被捕，西門慶與潘金蓮，得以盡情享樂。還給我們看了京劇電影《武松》裡，武大郎遇見武松、武大郎見到潘金蓮偷情、武松為兄復仇等橋段，讓我們了解水滸版本裡的情節，與金瓶裡的差異。

根據明代的律法，女人的貞節與社會評價習習相關，妻子與妾室地位不平等，甚至如果在丈夫死掉之後仍舊守節，還可以受到國家表揚。

容子教授更把有越軌行為的女性潘金蓮、李瓶兒和王六兒，弒夫行動的大膽與道德敗壞，在當時的年代是觸目驚心，其中潘金蓮與李瓶兒都有弒夫的行為，皆有遭受懲罰，不過王六兒不需用弒夫來脫離婚姻，而且也與新夫以一夫一妻關係共度餘生，反而沒有遭受懲罰，小說應該是要提醒慾望的過猶不及與殺人行為，才是應受制裁的，能夠逃離討厭的婚姻本來就不是錯的，而是方法的輕重。

容子教授也從女性角度看待這些女性的不貞是有其邏輯，並非單純的淫亂，而是女性的一種策略，是為了與西門慶再婚的必要手段，男性在古代的社會結構的權力是比較高，而女性是被動的一方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男性牢牢的掌握社會的話語權，男性的一夫多妻並不認為是錯的，但是女人只要跟其他男人來往就被掛上淫亂、道德淪喪的標籤，金瓶梅女性的主動性突破這個框架，是非常難得的。

潘金蓮在各個時代裡的形象變化，在《水滸傳》被作為「惡女」，是受道德譴責的對象；在《金瓶梅》轉化為女性情欲與生存策略的展現；而五四以後，進一步被詮釋為女性性自主的象徵，這代表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潘金蓮，而下個時代的潘金蓮也許又是另一種風貌。


【演講紀錄∣萬鎮睿】

《金瓶梅》如何來到眼前
我們讀到的《金瓶梅》，到底是哪一本《金瓶梅》？是1617年有序的《詞話本》？是崇禎年間流行的《崇禎本》？還是1695年前後流通的《第一奇書本》？
講者一開始其實已經把路線排好：先談日本漢學，再談《水滸傳》到《金瓶梅》的轉化，之後才進入女性越軌行為。也就是說，潘金蓮不是一開始就被拿出來平反。她是從版本、翻譯與改寫之後，才慢慢出現的。因此，《金瓶梅》或許不是仰賴單一作者以純粹原貌完成、再直接來到讀者面前的作品。它的形成與流傳，本身就是一連串處理的結果。這或許是本場講座最重要的提醒之一：我們所面對的「原典」，究竟經歷了多少處理？
講者接著從日本漢學的角度介紹《金瓶梅》的接受史。《金瓶梅》傳入日本之後，並不是作為一個固定不變的中國經典被保存起來。它被江戶時代的文人注意，也被改編、翻譯、刪節。日本的接受史讓我們看到，一部作品進入另一個文化環境後，往往不會原封不動地停在那裡，而會被重新安排。
這種重新安排發生在翻譯、改編與借題中。曲亭馬琴於1837至1847年間創作《新編金瓶梅》。講者指出，曲亭馬琴非常擅長將中國故事改寫為日本背景，但他的《新編金瓶梅》內容與原著幾乎沒有關係。與其說它是忠於原著的改編，不如說它更接近借用知名標題來吸引讀者的「廣告」策略。
這裡可以看出，日本對《金瓶梅》的接受，並不是單純把中國小說翻成日文。也包括借名、挪用、重組與再創作。問答中也提到，江戶文人非常喜愛《水滸傳》，甚至出現過將《水滸傳》英雄改為女性的二次創作。這類「性轉」式改寫，也許反映了當時讀者對原作人物配置的重新想像。原本在《水滸傳》中較少被展開的女性位置，到了後來的改寫中，反而可能被重新打開。

容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列出講者提到的《金瓶梅》在日本被引入與處理的幾個階段：
1. 1828至1829年間，出現《第一奇書本》的訓讀翻譯。
2. 1923年，井上紅梅翻譯並介紹《金瓶梅》，也涉及《金瓶梅》與中國社會狀態的討論。
3. 1959至1960年，小野忍、千田九一譯本出版。這個譯本雖以《詞話本》為基礎，但受到當時社會觀念影響，刪節了大量與「性」有關的描寫。
4. 2018至2025年，田中智行的新譯本《新譯金瓶梅》出版。這是近年日本《金瓶梅》研究與翻譯的重要成果，附有詳細註釋，並且不再刪節性描寫，反映當代研究對完整文本的重視。

如此陳列後，可以更清楚看見：日本接受《金瓶梅》的過程，不是單純從「不知道」到「知道」、不是從「沒有譯本」到「有譯本」。早期可以借題改編，戰後譯本可以刪節性描寫，近年新譯本則試圖讓過去被遮蔽的部分重新回到文本。
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刪節問題，刪節所代表的閱讀判斷象徵著什麼？當譯本刪去大量性描寫時，它也改變了讀者理解《金瓶梅》的方式。因為《金瓶梅》裡的性並非單獨存在。它和金錢、婚姻、家庭權力、官商關係、身體衰敗與死亡都連在一起。若把性描寫刪掉，作品看起來也許比較「乾淨」，但這種乾淨是有代價的。它可能比較容易讓讀者接受《金瓶梅》，卻也讓讀者看不見這部小說如何透過身體描寫社會。
這也是為什麼近年日本重新出版較完整的譯本很重要，被遮蔽的部分重新有了被解釋的可能。當性描寫回到文本，潘金蓮、李瓶兒、王六兒這些人物重新被放回身體、婚姻、欲望與社會限制之中。
因此，版本學與翻譯論在這場講座中並不是外圍背景。它們先決定我們能讀到哪一種《金瓶梅》，也決定我們能看見哪一種女性人物。若讀到的是被刪節的《金瓶梅》，人物的身體與欲望可能被削弱；若讀到的是完整文本(然而，究竟什麼才是完整呢？)，女性的行動就會重新回到婚姻、資源與權力的網絡之中。
這樣一來，後面談潘金蓮、李瓶兒與王六兒的「越軌」時，問題不僅僅是她們是否不貞、是否有罪、是否應受懲罰。而我們是透過哪一種版本、哪一種譯本、哪一種文化處理方式看見她們？如果文本曾經被刪節，那麼我們看見的欲望可能已經被修剪過；如果文本重新被補回，那麼人物也會重新變得複雜。
在這個意義上，《金瓶梅》如何來到眼前，正是理解《金瓶梅》之前必須先處理的問題。比方說潘金蓮，她太容易被理解成壞女人、快速判決。可是不同文本脈絡裡的潘金蓮並不完全一樣。《水滸傳》裡的潘金蓮需要被武松處死，因為那個故事要完成英雄復仇與道德秩序。《金瓶梅》卻讓她繼續活下去，進入西門家的日常生活。這個差異不是小改動，而是敘事重心的轉移。
《水滸傳》需要的是復仇；《金瓶梅》需要的是日常。
也可以說，《金瓶梅》把《水滸傳》的英雄故事，翻譯成家庭、財富、慾望與社會關係的故事。這不是語言上的翻譯，而是敘事方式的翻譯。在《水滸傳》中，潘金蓮死了，世界似乎可以恢復秩序；可是在《金瓶梅》中，她沒有馬上死，反而使讀者不得不繼續看下去：她如何生活，如何爭奪位置，如何被欲望推動，也如何被制度困住。
潘金蓮的越軌，不能只說是不貞或惡行。若放回當時女性無法自由離婚、婚姻選擇受限的背景，她的行動就帶有一種被壓迫後的激烈反應──或許可以延伸思考，除了罪以外，是否有制度在支撐製造這種罪。
李瓶兒則更接近另一種形式的行動。她透過經濟、資源與婚姻位置的轉移，影響丈夫花子虛的命運。權力不一定總是明確的殺人，可能是阻止、延遲、分配與不給予。
王六兒又是另一個例子。她的不貞沒有像潘金蓮那樣直接導向懲罰，反而使她獲得某種生活上的穩定。這讓《金瓶梅》不太像單純的道德寓言。它並不是說越軌者一定死亡，守規矩者一定得救。人物的結果和階級、資源、婚姻位置、男性共謀都有關係。這一點反而更接近現實。
回到版本與翻譯，這場講座不只問《金瓶梅》寫了什麼，也問《金瓶梅》如何被送到讀者面前。版本會改變閱讀，譯本會改變閱讀，刪節也會改變閱讀。讀者以為自己在讀作品本身，但其實經常是在讀某個時代允許他讀到的作品。
也因此，討論《金瓶梅》時，不能只問潘金蓮是不是惡女，也不能只問它是不是情色小說。更前面的問題是：哪一種版本讓我們這樣看她？哪一種翻譯讓我們這樣理解她？哪些段落曾經被刪掉？哪些欲望被允許成為文學，哪些欲望又被排除在文學之外？
本次講座讓我重新理解《金瓶梅》的閱讀方法。版本學讓我看見文本不是單一的；翻譯論讓我看見跨文化閱讀中必然存在選擇；而刪節問題則讓我意識到，所謂文學價值有時是被修剪出來的。這並不代表修剪後的文本就是假的，但它一定不是沒有痕跡的文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