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講人∣ 廖瞇老師
講題∣ 當滌爸滌媽變成小廖阿美：從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師三叔公》與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看家族書寫
主持人∣ 黃宗潔老師
日期∣ 2025.12.10
地點∣ 人社一館A207會議室


【演講心得∣黃一娟】

面對「真實」，寫或不寫，要怎麼寫，要寫多少，為何要寫，寫了就是「真實」嗎？……內心會冒出許多疑惑。尤其當所寫之事，不是只關乎自己，而是關於他人——於是自己是否有權力去寫，會不斷的自我探問。甚至在這個困難的寫作倫理議題上，會乾脆選擇虛構敘事，因為或許比起非虛構敘事，會來得不血淋淋。然而在講座上，廖瞇針對寫作倫理，以《我的奮鬥》(作者卡爾・奧韋・克瑙斯高) 為例，提出了「定位為『小說』就能與真實切割嗎？」以及「『非虛構』就真的真實嗎？」的探問。
「我寫的，並不是真的那個人，而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人。」廖瞇說。寫作者下筆，即使多麼靠近、趨近筆下人物，終究不會是真實的對方。就如在現實生活裡，我們周圍的人，再如何親近，所看見的終究是「我們所認識的」；有我們所感知、所投射、所移情、所誤解、所想望……，還包括了對方刻意讓我們看見的，以及刻意不讓我們看見的……。下筆的，不會是真實的對方，但這個「對方」卻是與我們連結著愛恨情感。而書寫，之所以啟動，也許很大一部份就是這份連結關係而牽引的感情。往前寫，像是在寫對方、接近他/她，但其實真正能接近的也只有與之有所感情的自己。
於是，很喜歡廖瞇所分享的，當因為拿到了獎金，勢必得書寫「滌」，這讓她要去面對弟弟的這件事；因寫作，而與弟弟的相處、對話過程中，看見了弟弟，「regard」這段關係。廖瞇在寫作時，也許不時對於為何要寫而有所疑惑，說到了她曾與宋文里老師對話。宋老師告訴她，這段寫作的過程就是「regard」對方。宋老師特別註明，「regard」必須以英文的意思來理解。「regard」有寶貴、接受、看待、關心、與……有關等等的意思。寫作，就是把對方放在心上珍視。就如心理諮商的過程裡，諮商師是珍視、關心諮商者，聆聽，並與之對話。而寫作，之所以願意花費心力、能量、時間來寫，除了是對這個世界的不理解，也是極盡所能的想要去理解。我想，寫作就是為了盡可能的理解世界和自己吧，「regard」世界，也「regard」自己。


【演講心得∣駱凝芷】

在這場演講裡面，講者把他的創作歷程很仔細的攤開來講解，從中可以看見他寫作時的糾結、難處，和因此獲得的東西。他點出了書寫家庭時，好多人都會有的困惑和自我懷疑，這個主題對於個人、對於大眾來說是甚麼？拋出問題後，好像也不會先知道答案才開始寫，寫的過程才會慢慢得到屬於自己的答案。

當寫作觸碰到家庭，那是否有告知家人的義務？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，講者做出的選擇是讓家人知道，因為對他來說，事件是先於寫作的，他想要達成對話的這個目的大於寫作本身，所以，是寫作逼迫他去進行對話，讓他去靠近、去面對那個害怕的自己。

這一段的分享很觸動我，對我來說，讓家人知道自己的書寫內容是很困難的事，更遑論與他們有關的創作了。因此，這場演講讓我確實的看見這件事的難度，但有人仍然去做了，促成對話的同時，或許能夠看見比預設還要更多的、意想不到的一面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講者與自己的家人討論當時的創作，家人問：「你怎麼知道你寫的就是我？」他回答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見的你。」那時我在想，也許對家人來說，也是給他們一個機會去看見自己呈現出的樣貌原來是這樣。寫作的過程也是一段漫長的溝通過程，我佩服講者做出這些舉動的勇氣，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藉著創作去直面自己該直面的關係。


【演講心得∣謝明潔】

廖瞇老師的書寫，總在尋常家庭紋理間，掘出深沉而溫柔的縫隙。讀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家三叔公》與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，彷彿跟隨她的目光，經歷兩次不同的「回家」——一次是轉身回望父母的昨日，一次是駐足凝視家人相處的裂縫。
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》裡，父母不再是我們習慣稱呼的「滌爸滌媽」，而是擁有自己名字、職業與夢想的獨特生命。小廖與阿美，一對開設相館的夫妻，在快門與顯影間記錄他人的歡聚，也疊合著自己的青春與勞碌。廖瞇以相片為引，將家族史沖印成冊：那些尚未成為父母的時刻，充滿著選擇的忐忑、技藝的執著，以及時代加諸的微小重量。書寫在此成為一種「顯影」，讓曾經被「父母」角色遮蔽的個體，緩緩浮現溫度的細節。
而在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中，鏡頭轉向當下，聚焦於被社會標籤為「不正常」的弟弟。此時的「家族」，不再是遙遠的記憶圖景，而是每日具體的碰撞、擔憂與困惑。廖瞇不避諱描寫相處時的疲憊、理解的限制，以及那種「明明血脈相連，卻彷彿隔著毛玻璃」的無力。正是這種誠實，讓書寫超越了單純的家族記錄，觸及更本質的提問：我們如何與「異」共存？愛在理解的邊界之外，又以何種形態延續？
將兩書並置，更能看見廖瞇家族書寫的縱深。從「直視同代」到「回溯父母」，她完成的不僅是兩代人的生命紀實，更是一場視角的遷移——從子女的眼光，逐漸過渡到一個試圖理解家族脈絡的書寫者。滌爸滌媽變回小廖阿美，不僅是名字的復原，更是主體性的歸還。當我們看見他們也曾是懵懂的青年、追夢的匠人，此刻他們作為父母的樣貌，豐富了台灣沖印業歷史的層次，也給予子女對父母寬容的可能。
而這種「寬容」，似乎也悄悄蔓延至對滌的理解。儘管後者仍處在未解的當下，但當家族故事被拉長為一條連續的河，每個人的非常態，或許都能在時間中找到某種來路與位置。廖瞇的筆不提供簡易的解答，她只是持續「在場」，以文字沖印那些經常被遺漏的畫面：一卷未拍完的底片、一次日常的爭執、一個無法被歸類的生命狀態。
這樣的家族書寫，終究不是為了答案，而是為了誠實。在誠實中，我們得以靠近那些最親密也最陌生的身影，並在不斷的辨認與誤讀之間，學會與自己的來處，溫柔共存。


【演講心得∣王慧琪】

這場講座談的兩個作品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和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師三叔公》呈現了不同的家族書寫取徑：前者仰賴直覺，要向內挖，後者則需按部就班地往外尋。
有趣的是，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揭露一般而言的「家醜」，在無關的人看來，或許只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，但在家庭內部卻是真實的創痛，會夾雜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。故無論是寫與不寫，寫了對家人將與不講，要講的話什麼時候講，作者都是要經歷掙扎的。而且，家中各人性情有別，溝通模式也不一樣，如此就這部作品產生而延伸出的種種欲言又止，則讓讀者所能共鳴的艱難又更多了。捫心自問，我自己也不見得有勇氣克服這些，正面家族狀況，去說個有關親人是繭居族的故事。
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師三叔公》雖談父母，卻因為是寫父母被孩子「認識」以前的故事，仍要另外「調查」。即便廖瞇這兩本都是家族書寫，我仍是到了聽她說挖掘家族歷史的過程，才斷定她與家族的關係是親密的。她提到與父親相處時彼此並不能敞開心扉，且對於往事亦未能釋懷，但多少應該是親近、沒有抗拒的，才會好奇並「能夠」探尋家人的另一面。
向內或往外的書寫，凡是涉及家族的，在私人層面總有太多考量而難以下筆。也許正由於太難太難，才成其為家族書寫，這兩部作品才值得敬佩。


【演講心得∣王文郁】

廖瞇老師談到寫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時，事件遠遠大於寫作本身，先寫，才開始慢慢砌出一個計畫（台北文學獎年金），儘管老師強調這樣的做法並非適用所有創作情境，我仍感到有些嚮往，甚至是「啊！本該如此。」想起幾天前，學姊王和平在創意書寫的講座上，也分享到自己的專輯製作多麼不依循常理，才寫了幾首就巡迴表演，表演結束方又繼續完整專輯作品。

寫畢業作品時，我可不可以也先積累生活、任生活穿透自己，等那不得不寫的衝動現身，猛烈拽著自己完成？

從事教育工作，常使我感到與創作扞格，儘管教育與創作背後皆存在預設的價值觀，或至少意圖企及的目標，唯教育的力道更強——教一堂課，總避不開談學習目標的設定。我從事教學工作時總是很難寫作，甚至是害怕寫作。故向廖瞇老師提問：「怎麼切分教育工作者與創作者的狀態，不讓寫作被教學侵門踏戶？」廖瞇老師認為這確實很困難，在寫作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家三叔公》時期，他每周一天到高雄從事實驗教育工作，僅僅一天，卻要花上許多時間備課，故他在寒假密集趕稿，以學期／假期切分兩種狀態。


【演講心得∣邱怡茹】

創作的開始似乎源於一種本能的衝動，你不知道接下來發展如何，但還是做了。廖瞇在演講時說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就是這樣開始的，初期她沒有計畫，只有紀錄她與弟弟對話的衝動，試寫了以後發現還有更多想說的，才寫了計畫。在寫作過程中，她面臨到書寫倫理的問題，如果將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包裝成小說，就迴避掉了如何面對家人的問題，與動機本末倒置，並非她的初衷，但書寫者只能寫自己眼中認識的人，我們無法確定我們筆下的人是真實的，她在一次和母親的對話中，收到了母親這樣的回覆：「你怎麼知道，你寫的，就是我呢？」如果她不寫這本書，她就不會與母親有這樣的對話，但她寫了，便避免不了是否該告訴家人、如何告訴和怎麼呈現的掙扎。

廖瞇說自己有「誠實病」，想揭露事實，試探正常與不正常、正確與不正確的價值模糊之邊界，但她也有無法正面談論的內容，那就是她與父親的關係。所以當滌爸滌媽在她的下一本書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家三叔公》變成小廖阿美時，她又擁有了新的疑惑、新的探索議題，只是這個範圍更加擴大了，這本書的模式不侷限對話中，以三個軸線刻畫攝影家李鳴鵰（也就是她的三叔公），小廖與阿美（父母年輕時），以及臺灣的彩色沖印產業和器材技術史上。在這本書中，她體悟到每個創作者不同的敘事聲調，才是書迷人的地方，「形」，隨「機能」而生。在創作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時，她有「不得不寫」的緊迫性，是向內挖掘的、直覺性的書寫；而在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家三叔公》中，她更多計劃性的書寫，為了記錄過去、找到老照片裡隱藏的資訊，同時在書寫上衡量主觀與客觀的比例，所以是往外探尋的，在材料上需要裁減與選擇。

為什麼要以家庭為題材進行書寫？寫作有掀開他人傷口的權利嗎？寫作者該為了避免傷害而不去寫嗎？廖瞇在這次演講中，不斷觸及到這些問題，因為涉及真實、涉及創作的動機、與家人的關係，她提到自己不曾與父親談論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這本書的內容，唯一一次談話，父親也只是問取得怎麼樣的成績、多少獎金，在《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，還有攝影家三叔公》中，她也反覆思考，如何將父親在她小學時跑到中南美洲開彩色沖印店，卻沒有拿錢回家，以及賭博的事呈現出來，她不知道自己該以什麼立場去寫，最後她決定將賭博的事略過不提，只提到與彩色沖印有關的經歷。每個人都與家人有著複雜的情感，也許是因為靠得太近，認識的面向太多了，才不知道透過什麼角度書寫出來，寫作是否高於親情，能將那些不堪和傷痛以誠實的方式書寫，又不致傷害親人？這或許是進行家族書寫的創作者們都需要考慮的問題。